回顾：张春桥之女对父亲的认识

《张春桥访谈录续》

在2015年，香港的学者恺蒂投入心力，将张春桥在囚禁岁月里写给家人的信件整理汇编成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与张春桥的长女张维维进行了深入的访谈，共同探讨关于“张春桥的真实形象”这一议题。张维维以其独特的女儿视角，对父亲的认识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洞察。

本平台对张维维的观点持中立态度，仅将其作为具有参考价值的“史料”提供给读者参考。

在您上初中时，您是在哪所学校就读的呢？您和您父亲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在工作中，你是否遇到过那些不受欢迎的同事？他对此表示赞同，并对我指点道：“面对这样的人，你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。一方面，他们的言论是否有可取之处，如果有，就要及时改正；如果没有，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提升自己的严格标准。”他教给我的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和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这两句古训，成为了我今后生活的行为指南。这段经历，是我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的极其宝贵的指导。

你为何要让他人理解你？

往昔的文化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。我们的校园小礼堂里常常播放电影，不论是假日、佳节抑或周末，总能看到电影的身影。因此，我得以观看许多电影，且往往不止一次。阅读也是我的一大爱好，那时的阅读量颇为可观。我对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榜》等古典名著固然喜爱，但除此之外，我对各类书籍都怀有浓厚的兴趣。家中藏书丰富，这主要得益于我父亲从事出版工作，常常收到赠书。无论是中国的《红日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青春之歌》，还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、《苦难的历程》，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，我都一一研读。同样，美国小说如《嘉丽妹妹》、《珍妮姑娘》、《天才》等，这些描绘资产阶级早期奋斗的书籍，我也一一领略。莫泊桑的小说尤为让我钟爱，诸如《温泉》和《人生》，他的作品至今仍能引发我的深思，影响我对人生的理解，使我看得深刻，也看得超然。谈及人生的无常，莫泊桑的笔触更是深刻。家中订阅了众多文学期刊，如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收获》等，我总是从头到尾，细细品读。

您的父亲是否对阅读情有独钟？你们是否常交流彼此的阅读感悟？

答：父亲的工作极其繁重，几乎无暇他顾，阅读小说更是成了奢望。偶尔，我会向他请教对某位作者或书籍的看法。记得有一次，当我手握巴金的《雾·雨·电》三部曲，内心激荡不已，因为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敬仰的作家。然而，阅读完毕后，我感到有些失望，觉得书中的青年角色并未走上革命的道路。于是，我便向父亲吐露了我的疑惑，认为巴金似乎并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。父亲凝视着我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向我阐述了巴金这一笔名的深层含义。原来，父亲与巴金先生有深厚的交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明白，巴金先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，他对样板戏也持有强烈的反感。

在指导外孙学习作文技巧的同时，我是否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采用过类似的写作教学方式呢？

答：诚然，父亲时常与我交流如何提高作文技巧。在校内，我的作文才华广受赞誉，尤以擅长联想见长。我的多篇作品曾被老师挑选为示范范文。然而，我对父亲的作品却提不起兴趣。在我们初中所用的语文教材中，有一篇关于“增加阅读”的文章出自父亲之手，内容是关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，文体是杂文，但这并不吸引我。我对杂文并无好感，即便课本中收录的鲁迅杂文，我也同样缺乏兴趣。例如，《药》中关于人血馒头的情节，阅读时总会让人心情沉重。我阅读总是全神贯注，全力以赴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积累，我才逐渐领悟了鲁迅作品的真谛。那些未曾历经苦难的人，恐怕难以深刻体会其中的深意。

提问：除了阅读和观影，还有哪些休闲活动可以选择？父亲有没有计划带我们去户外游玩呢？

答：父亲常常带我去看话剧，在他看来，这既是他的责任，也是他的乐趣。他所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，涉及出版和文艺等多个方面。因此，他总能搞到两张戏票。我对京剧并不特别感兴趣，也难以品味其独特的韵味，但话剧却是我所钟爱的。那些由人艺上演的剧目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欣赏过。考虑到审查的必要性，父亲总会带我一同前往。

也是去看戏的时候，我还见了一次毛主席呢。当时十四岁，初二的时候。他们刚在杭州开完会，毛主席到上海来，请上海市委领导看戏，许多人都带孩子去了。看京戏《打渔杀家》。我就坐在毛主席后面一排，江青坐在他旁边。我听不懂舞台上在唱什么,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，他一直用手在腿上跟着鼓点打拍子。

会见了毛主席之后，我心底涌起一股强烈的愿望——我渴望加入共青团。我立刻向老师请教，并迅速递交了入团申请书。我郑重承诺，将努力奋发，刻苦学习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再在课堂上私语低声。不久，我的愿望实现了，我自豪地成为了共青团的一员。我戴着鲜艳的红领巾，胸佩闪亮的团徽，内心洋溢着喜悦。那是一段纯真而无忧的时光。

问：在复旦附中读高中？

《火花之生命》这部电影生动展现了新疆建设兵团的壮丽画卷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在初中毕业的边缘，我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：我要去新疆，用我的实际行动投身于那片土地的建设，去体验那份艰苦与磨砺。那时的我，或许带着几分叛逆，对父母的教诲置若罔闻，却对老师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。父亲曾困惑地问我，为何不听从我们的意见，却只听老师的？难道不明白老师同样需要遵循长辈的指导吗？我心中涌动着不满，质疑为何老师必须听从长辈的安排。我执意要去新疆，父母的劝阻对我而言如同耳旁风。但最终，团市委书记的一番话让我改变了主意。他严肃地告诫我，应该先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才能更好地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。他强调，即便我渴望立刻投身新疆，但那里并不急于接纳一个尚未准备好的人。这段经历让我深思，或许我当初的冲动，其实只是想要逃离家庭的束缚，摆脱父母的影子，去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。

“校园的住校生活颇为艰辛。”然而，我内心却涌动着无比的喜悦，因为我对投身于这样的艰苦环境充满了渴望。那时的复旦附中与如今的校园风貌截然不同，校园中并无一片操场。而那时的操场，仅仅是一片长满了青草的草地。我们需要亲自拔草、修整场地，挑土、铺设土地、铺设煤渣砖，甚至还要拉着沉重的石磙子，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都是我们亲力亲为的。尽管肩膀疼痛难耐，但我心中却充满了喜悦和自豪，这是现在的孩子们难以体验到的。我们居住的是日本遗留的旧兵房，四人同住一室，空间狭小，仅能容纳两张上下铺的床。我主动选择了上铺。那是一张木板床，床上满是臭虫。我在附中度过了五年的时光，其中三年住读，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两年回家居住。我从1963年入学，到1968年毕业。在附中的日子里，我的学业成绩始终优异，且无需过多精力。高三那年，我还担任了学生会的主席，需要处理众多事务。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回家，但总是很晚才到家，书包也常常不带回去。一到家，我便开始寻找新书，直至深夜眼皮沉重，仍不舍放下。第二天午饭后，我便返回学校，投身于学业。那时与父母相聚甚少，交流也不频繁。

高中时代，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全面铺开。您是否知晓您父亲曾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相关事宜？

“快看，快看，那是你爸，你爸！”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上面提及的竟是我父亲，他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。关于此事，我事先毫不知情。这还是我首次得知父亲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宜，然而，对他的参与程度却一无所知。此事过后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王霖先生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询问我是否知晓相关事宜。我坦诚地告诉他，对此我确实一无所知。

我深知父亲对样板戏制作的倾注。记得某次归家，我见到他借来了一台留声机和几盒黑胶唱片，正专注地聆听。他解释说，自己需要先熟悉西皮、二黄等传统唱腔。当我坦承对之不甚了解时，他告诉我，因为我擅长的是西洋钢琴。此外，我也目睹了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的风波。记得陈丕显（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华东局书记）与父亲在院子里边走边谈，那气氛显得格外神秘。不久之后，这场对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便拉开了序幕。

请问：您在文革期间是如何参与其中的？而前往北京寻找父亲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？

在文革风潮席卷之际，我国首都涌现出众多红卫兵学生组织，我校也不例外，迅速组建了一个名为“红旗连”的战斗团队。该组织的领导层主要由部队干部的子女组成。伴随着大字报和批判运动的蓬勃发展，众口一词，将我誉为“红旗连”的指导员。面对教师们的放任自流，我毅然承担起学校众多事务的管理重任，诸如组织学生前往文化广场游行等活动，都是由我发起。当夜幕低垂，我还要负责安排同学们轮流守夜，保卫校园安全，在大操场上来回巡逻。日复一日，我亲自下厨烹煮一大锅泡饭，搭配榨菜，以确保值夜班的同学们能够饱餐一顿。

“你莅临寒舍，我们便结伴前往北京。”那时的我，更像是顽皮的假小子，鲜少有人将我视为一个真正的女孩。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北京还是一个未曾涉足的远方，而能有机会一窥其风采，自然是兴奋难耐。于是，我便欣然跟随他踏上了征程。

彼时，父亲正驻足于京城，而我却对其具体位置一无所知。未能在启程前与父亲取得联系，我便与张○○并肩乘坐军用飞机，从上海出发，飞往那个目的地。这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乘坐飞机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竟然是军用飞机。飞机上乘客稀少，飞行路径极低，透过舷窗，祖国的壮丽山河尽收眼底。第一次目睹这片山河的壮美，也是我初次踏入北京，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激动。抵达南苑机场后，部队的车辆随即载我们前往海军大院。环顾四周，我发现大院中随处可见大字报。我悄悄瞥了几眼，只见大字报上赫然写着“苏振华（海军第一政委）吸战士血”等令人瞠目结舌的字眼，不禁为之愕然，竟是如此荒谬的大字报。当时，内部的矛盾与纷争正如火如荼，我们这些局外人，实在难以窥见其全貌。

张○○向我探询，是否知晓其父亲的下落，面对他的询问，我唯有摇头。我们历经周折，最终抵达了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或参谋长的住所。这位姓张的，乃是陶勇将军麾下的张云龙将军，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及副司令员的职务。鉴于我们举目无亲，无处可寻，他决定接纳我们，让我们在他的府上暂栖。那座宅邸坐落在西直门旁城墙下的一条幽深的小巷中，我依稀记得，车辆行驶了一段长长的路程，巷子深不见底，尽头处却是一处相当宽敞的院落。张府虽不甚奢华，却散发着一种典型的干部家风，院中几株粗壮的大枣树，更是为这简朴的居所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次日，我们决议踏访天安门广场，内心实则并无他处可寻。广场中央设有中央文革接待站，我们便毫不犹豫地径直前往。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目睹我们这些孩子般急切地奔跑而来，遂询问我们的来意。其中一位同学答道：“她自上海而来，乃是张春桥的女儿，她欲寻访她的父亲。”显然，我们的言辞并未引起他们的信任，因而他们选择了对我们的请求置若罔闻。

我们再次回到张先生的住处，却遭遇了他们不寻常的注视。考虑到不宜久留，我便想起了杨永直的女儿，杨○○，她比我大一岁，当时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。我决定去拜访她。尽管不确定她是否在校园，我还是独自乘坐公交前往二外，心想到了再设法询问。她校内以造反派知名，很快我便找到了她。我向她询问：“你能帮我找到父亲吗？”她告知我文革工作小组住在国宾馆，而学院路上就有这样一家，位于航空学院后门附近。于是我们前往该国宾馆询问：“中央文革工作小组是否在此？”对方审视我们一番后，回答说：“什么工作组，哪有？”就这样，我们遭到了拒绝。我们陷入困境，杨○○突然提议钓鱼台也有国宾馆。于是我们再次乘坐公交前往白石桥，钓鱼台的北门。到达那里后，我们表示要寻找中央文革小组。他们询问我们找谁，我自称是上海来的，是杨○○的女儿。我那时身材圆润，与父亲不像。他们虽然对我们的身份表示怀疑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不予理会。我们俩没有离开，因为我们真的无处可去。就这样，我们滞留在那里，等待了许久。他们最终认为我们不像骗子，于是有人出来询问得更详细一些。随后，情况逐级上报。显然，每一级都需要决定是否继续向上汇报，因为受到责难可能会丢掉官职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他们终于让我进去。杨○○不能进去，我坚持要带她一起，称她是我好朋友，我父亲还认识她，等等。我尽力让她进来，但最终还是被拒绝。我只能与她告别。

“怎能去天安门？”

问：见毛主席了吗？

在我十四岁那年，我有幸在上海目睹了毛主席的英姿，却遗憾地未能与他握手，这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痛。那时，我总感觉通过父亲去见毛主席显得有些不妥当。我内心深处渴望能成为一名劳动模范，从而获得毛主席的亲自接见，那将是一种无上的荣耀。我一直在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。因此，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，我满怀期待地希望能登上天安门城楼，与他握手。然而，父亲的那些话让我感到无比无奈。我深知父亲决不会带我上去，我也不敢抱有任何幻想，明白依靠父亲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即便我能和其他人一同前往广场，我也明白自己与毛主席握手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。

截至8月31日，我终于迈上了天安门城楼的庄严步伐。那时，谢富治担任北京市委书记，有人向他禀报了张春桥女儿自上海抵京的消息，他便向我父亲核实此事的真伪。父亲回应：“确有其事，她已经抵达，并且找到了我。”谢富治随即邀请我前往他的府邸，与我共进晚餐，他幽默地笑着说：“今日因你光临，我特意加了一道菜。”当时家中并无其他孩子，他的女儿正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。他当时要求我撰写一篇发言稿，因为毛主席即将第二次接见红卫兵，他希望我能够代表上海的红卫兵发表演讲。我自认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，坚信自己不适合发言，这一点我在心中自有定夺。他安慰我说无需过分担忧，但我仍然坚决表示自己无意发言。他无奈地答应了，随后便带我登上天安门，我有幸与毛主席握手。

那份激动的情感，如同涌动的潮水，难以用言语完全表达。四周人声鼎沸，纷纷上前与他握手，仿佛时间都凝固，让人无暇细语。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向毛主席诚挚地表明了我是来自上海的。那一刻，我对这位伟人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，他身姿笔挺，双手宽厚而充满温暖，那种感觉，是兴奋与幸福的完美融合。在城楼上与毛主席握手之际，我父亲也目睹了这一幕。而我，也得以一睹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陶铸等伟人的风采。

我有幸得以目睹毛主席的风采，并与他握手。由于父亲因公务繁忙，无暇分心于我，我便决定返回上海。当时，乘坐火车已不再需要购买车票，但车厢内却是人潮涌动，我几乎是半站着回到了上海。

你过去是否觉得你父亲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？

答：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。我的父亲，他不过是一名平凡的工作人员，在天安门城楼上执行任务时，他的身份并未因此有所改变。我从未将他看作一个值得炫耀的显赫人物。对他来说，父亲始终是那个默默无闻的父亲，我从未觉得他有何与众不同之处，值得我为之自豪。